董草原中草药治肿瘤与癌症研讨会

我简单说两句，在座的朋友们已经说了很多我们想说的话，我不再重复了，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北京这方面现在的情况；对董医生的工作的一些想法，落实到什么程度。

我们现在实际上来不代表我们所在的单位，我们是以课题组这样的名义过来的，“SPS”——医学与社会课题组。这个课题组是几年前成立的。当时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李志坚同志给了这样一个任务。面对着高新科技在医学领域应用以后，带来的伦理、心理、哲理、法理、管理的问题，特别是医疗资源的分配问题这样一些问题，组织一些相关的人来研究。李书记希望做理论上的研究，也更希望能解决一些北京的实际问题。许多人的病，高科技来了能治好，但是治不起。怎样能找到一个物美价廉的、更具中国特色的医治方案。他是从这个出发，因此当时希望我去找一个搭挡。当时在北京市卫生局当局长的朱中含（音译）教授，一个学者型的长官。我们这些人就和他合作了很长时间，我们也出了几本书，为了鼓励我们，我们也获了奖。我想谈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在高科技医学领域应用，讲了试管婴儿、器管移植等等。我们插进去了一项，我们把它作为高科技，什么呢？针刀医学——小针刀。小针刀在当时很多人是看不起的，尽管把它引到了北京，但是人家看不起，我们把小针刀原创人朱含章教授引来北京。我们之所以把它作为高科技项目，因为我们进行了调查后认为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个传统医学项目。这样的一个小针刀疗效非常好，物美价廉。但是在当时不认可这样的东西。我们在中间，我们这些人也用了曲线救国的方法，就是说采取了一些办法。我是刊物主编，朱局长是副主编。我是全权负责，由我们课题组负全责，你卫生局长在职，这事你就当不知道。我们就把它推上去了，并请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他现在还在任）给我们写了一个序。因为我们特别考虑到中国这么一个国情，脐带是不能切断的，还是要有政府的背景支持，这样我们上去了，这本书出来了，确实效果很好。这几年过程中间，我们比较全力的各个方面搭平台，以医疗、以科研、从教学层面。比如：我们把朱含章教授请到我主持的课堂——协和博士论坛来讲课。请他来讲学，学生没有偏见，一听这针刀医学，加上他们的西医背景，很快就把这一招学会了，很多人这样慢慢、慢慢地接受。现在根据分本人的特点，我们把他定位，推到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大学的教授，给他成立了硕士点。现在挂在针炙底下，叫做大针炙。有一个研究方向，他现在已开始招生了。他一到教育部很容易获奖，他有临床实践，他有很多治疗好的，很好的效果。在这次全国自然科学基金奖中获了奖，并且把针刀列入了课表，正式招生。我想在这中间，我们作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作为搞交叉学科的，我们在这里确实体会到了有前景的东西，他的道路还是很曲折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尽一些力量的话，还是管一点用的。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的课题仍然在继续往下进行。实际上我们没有什么课题经费，我们靠各方面的力量在支持。我们就是要一个名份，给我们一个政策，让我们有一个合法的身份。我们有了这个课题，在这里我是合法的。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也通过媒体，象《人民日报》。

特别在我自己成为一个患者以后，我发现了草原医生。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个是软组织损伤，一个是心血管疾病、一个就是癌症，这是世界性的三个难题。在这个过程中间，本来我在去年已办了离休手续了，但要照顾一下我人生中的缺憾，我应该做的事情；我要爬爬香山，关注一下我的小猫，我的家庭。但是我确实在这样一个过程里头，我感到又激发了我继续工作。我丢掉很多资源，是很可惜的。我们这帮课题组很多人在北京有很好的资源，各界都有很多。无论是政府官员、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同事、朋友、各个领域我们都有很多资源、丢了很可惜。我想我们这个课题组要与市场接轨，接轨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就要把拍脑袋的、掏口袋的人结合起来，我想我们现在就是要做这样的工作。

董医生到北京后，在医学领域关键是疗效，你治好病为宗旨。酒好不怕巷子深。我也发现了，不管有多偏见，但是一个人他在权力、金钱和生命面前是要低头的，放在第一位是生命，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间，想第一个做的利用我这样资源，首先介绍一些我们朋友，我有影响的朋友得了这种病的，这个方面的局面打得比较开了，实际董医生每次进京有这个方面，一些领导的秘书及有关这样一些朋友都来找了，这是一个方面。让董草原在北京，我们这个圈子里面，我们这个关系里面大家明白他，认可他。看来光是这样还不行，我们觉得要有一个平台，要有一个属于董医生在北京他可以合法的开展工作的这样一个平台。只有这样的话，现在都是靠我们之间的友谊，我们这些朋友的面子，那个西医来了，或者那个专家来了，或那个首长。当时商业部的部长与上官是同时发病的，上官的病况比他严重得多，他的秘书与我们比较熟，也来找我们看看。当时董教授也见了，他秘书问有救没救？董医生说如果是长官就没命了，如果是老百姓还有得救。他的话是很有针对性的，听了我们这一番话后，秘书说我回去做工作，最后来就没有再来。保健医疗小组他们有他们一套制度，现在当然大家都知道已经不在了。这次临来时我去见了上官，本来他要来的，最后不是因他健康问题，是他夫人照顾他时太辛苦不舒服，所以我说我代表了。上官患病的过程我是了解的，他夫人在我下班路上哭着给我说，我不能没有上官，陆老师你救救他。其实她知道我救不了他，她这是一种寄托、一种愿望。那时我首先想到董教授，根据我的经验，我确实是治好了，他们又说我是误诊的。这次我要学乖一点，我要带了上官，上官的女儿大家知道是中央电视台的上官文清，她有很多关系可以说比我还熟，她开着车带着陆阿姨我和她爸去三甲医院确诊，真的无救了。手术台能否下来也很难说，他的描述是真实的。这样的时候，是这么一个状况，我给他看了董医生的书。上官在北京社科院是一个资深的研究员，他懂易经也懂中医，是否是世家不知道，他看了后认为董医生治癌的思路是对的，临床的疗效作为一个学者不轻易表态，他说我愿意一试，打着行李就过来。当时西医给他说你路上要出血的，生命就有危险的。他没管这些，就来了。现在我看到的上官，原来白头发，现在这一圈黑头发，整个的精神状态很好，我们在下一步跟董草原做的工作中，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员，现在他那儿是个咨询站，不断的来电话问我们我们的电话你得给补贴一下。特别是这位记者（指《科技日报》记者）给上官的文章登了以后，发这篇文章也是要有勇气的，我很敬佩这位小老弟，他这个做法当时就很有影响。临走前一天我与上官见了面，对董先生的治疗，作为一个患者，感觉就不一样了。在西医这个圈子里，这里也感到董医生许多地方没有最好，只能更好，有些地方正在往这方面努力，规范化、标准化、他在努力，只要走就表明他不排拆。我还代表另外一个病人家属，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学，他是得了喉癌，住在协和医院，他这个喉癌在医院已没有什么办法的情况下，协和医院院长是我的学生，他对我说陆老师，我们把病房给你，按董教授的要求，停止一切治疗，晚期病人所需要的一切我们都停止，请董教授来，希望不要穿白大挂，作为朋友来看一看。董医生去了几次，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他夫人也是有名的眼科医生，他全家开会下决心服用董草原的药。他的生命期仅二个月，他的肿瘤把舌头已顶出下巴很大，用了董教授的药肿瘤明显的脱落，舌头明显缩进去了。锁骨部做了手术后，遗疡面已到拳头几乎能伸进去了，已到这样程度。今天我们也给董医生坦率讲一下，当时也把协和医院感染科大夫、内分秘大夫请来，想要一些中西医的结合。我认为的中西医结合，以前是一种政治口号，统战口号，什么时候真正需要结合，需要怎样结合，都是需要研究的课题，特别是癌症病人的抢救，内分秘、感染科都非常重要。癌症病人到最后高烧一直下不来，感染科没有办法使高烧降下来，按照董草原的药要维持到什么样的一个温度、高多少、低多少，什么时候长一度，什么降二度，他说得非常准，我们中青年感染科大夫他就非常佩服。我们感染科这么多力量长期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他非常佩服。患者有糖尿病，用了胰岛素，我们黄恒教授非常有名的，他一直在给病人调试，我告诉他病人还有这样的病，西药都停了后，糖尿病怎么办，董医生在当中加了一点中药，考虑了这个因素，这段期间不用胰岛素，血糖未上来。就是说董医生把人整体结合，这个病历是非常珍贵的。患者的夫人也是医生，都让脱产了，他每天每一个变化，都作了详细的记录，比西医的预计活两个月多活了半年，并很重要的是死的时候没有痛苦，很重要一点我们正在总结。我和上官提出一点，在抢救危重病人这一点上，董教授要认真考虑西医的生死指标，电介质、生命指标，患者最后全身性已浮肿很利害。按董教授意见不能补，血也不能输，经商量以后输少量的，抢救来不得了，合成的，最后还是走了。他家属仍感谢董医生，儿子搞法律的，他说如果没有董医生，不能走得这么安祥，这里通过他这个病例可以总结出很多的东西，更多造福人类。这么一个临危的病人吃了董医生的药有改善。上官这是最明显的，经过董医生治疗回北京又作检查，原来的癌症地方已经消失，现在另外检查出来有一块是否是癌中西说法不同，上官凭我的感觉我不想再去做什么CT、核磁共振。对他这一种问题上，他有很多的考虑，我们有一个结论，他在治癌上确实是有疗效。最近我参加了第三届国际传统医药大会，在这个会上我看到“世中联”去了有200多个外宾，有42个国家参加到“世中联”这个大会来，他们对于中成药，对于传统医学这么感兴趣，我觉得他们没有偏见，他们就强调疗效。很多人来了后，肿瘤就是一大块，象灵芝宝等等，老总专门投入了不少钱，把所有中西医的大夫结合在一起，也请了很多西医的专家，都在那儿研究，怎么综合的、整体的治疗。我看上海也去了好几个代表。我觉得这样一个课题是很重要的。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呢？我想我们在这里、在北京、这个地方如果没有钱，没有人是做不成事情的，钱和人加上我们这些人的资源、热心的人，不要给政府的脐带剪断了，我们要有一定的背景，我想这些事是比较容易做的。特别要抓住59岁现象的领导人，这些人下来有一片天地。他很热衷于在这样的时候，因为他在官位上时明明知道对的，他不敢说对，他保持沉默就不错了。在这样的时候，最近我第一个定向是我中西医结合点里头，传统医学这方面，正好是肿瘤的，是世界性的课题，又是我们中国走向世界的最好切入点。现在普遍的，外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在会上最大的呼吁要物美价廉，都有一个医疗费问题。你好他付不起，那末我们肿瘤医院不仅是病人痛苦，有跳楼的、要自杀的，有很心疼这治好了出去了，倾家荡产，这种医疗费的昂贵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的天津的附属医院——血原所，这么多得了白血病的病人，现在高科技有很多治疗方法，你可以这样，可以那样，一般患者他真的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所以象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切入点这都是与世界接轨的，前景看好。这时我急需要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的话，我们现在是跟“世中联”，“世中联”是一个半官方组织，吴仪同志批准的。现在中医药管理局的局长兼卫生部副部长，现在常务副局长李振吉。李局长是业务型干部，又是个长官型的，他懂专业，懂政策，好沟通，没有长官的气势，好沟通。几年前他就组织了这样的队伍，现在国际会议这一串北京都在开了，包括我刚才说的针刀医学。我们在上面更连一个平台。他缺一个什么？缺一个医院，要一个标准化的医院。老外来参观，东直门医院，西苑医院什么的，这些医院拿不出手，要推倒旧医院去改造的话，人的包袱怎么办？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还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帮老板已经多少年的，我说的法政集团，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民营企业，已经有5～6百职工，上亿资产。这个老板王广发是政法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这是在公、检、法的下面他干得非常好。与公、检、法领导，肖部长等现在在任的，过去老的在他们的支持扶持之下，现在按政策脱勾了。脱勾以后，他个人拥有80%的资产。他是搞房地产起家的，他在高科技园、王府等已经做得很好了。他要回报社会，一个搞教育，教育是与国际接轨的，有名的景山分校，上亿的投资，快十年了，做得很好。现在这几年我们都帮他在找各路医生，都在论证。协和、中日、肿瘤很多都愿意把他们第二医院，附属医院让他来做。我们一再改变他的观点。改变他什么呢？老板想在名牌，我在协和下设分院多好，但是体制最后遇到问题，他把二线的包袱都推给你了。在很多问题上我们觉得，在医疗卫生改革，已不是一个红包、医德的问题，深入到体制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说国退民进，但是民要进；国不退，民也要进，鼓励多种成份。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接受了我们的观点，你自己来搞，你要搞合资的活也不要与官方医院搞，半官方的，就象刚才老总说的，非常之好，就象刚才你谈的，我们现在也搞，专家队伍也有一批人退下来了，我们有这样的中心，他们愿意，这是一个人的资源。在这方面，老板现在正在谈，我出来时老板与中医药协会这个平台要草签了，原本在这之前，我们想要引进董草原，把王府医院成为草原的肿瘤医院专科。后来我们想，这样的话，说实在的我们宁肯把步子的起点高一点。这个医院的定位，定在综合医院中医为主，实际上搞我们的中医的一个标准化医院。因为“世中联”他拿到了关于很多标准化的一些检测，都在他这个地方，他有了这个东西，他走向国外。这次李局长和高副部长出去转了一下，我很有启发，对高部长也很有启发。今后走向世界，传统医学我们永远是老师；学西医，学得再那个，我们永远是学生，你不管怎么样永远是那个。他这种观念有很大的转变。因此在“世中联”上，我们就想成立一个标准化的医院，这么一个标准化医院不仅在国内，而且我们走向全球，这都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如果在前面我们说它是一个医院，比你今天在标准化医院里，你是个重点科室，我觉得他将来要跟国际接轨，他的影响要大得多。所以在这个之前，我们同时带来了很多问题。台阶高了，我们问题在那里，原来我们才板说了算，董草原医院就是董草原医院；现在我们与“世中联”在一块，“世中联”他有一大群资源，北京肿瘤也好，很多资源，包括西医都愿意成为他的要进去。在这个情况下，我说董草原要进去。我说：我们不凭关系，关系是另外一个，我们凭实力。但是凭实力之前我们要给你有个包装，包装之前我们先办研究所。本来要先搞一个门诊部，有合法点，后来一看，新办医院啊？什么什么的找来那么多麻烦，老板好不容易掏钱，我们要保护他，不能给他找麻烦，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干脆来个研究所。因为我们考虑主要的问题，治疗效果是明摆着的，早一天，晚一天的问题，很重要的是现在要扫清障碍，不要老跟人家法院打交道，他不要太多的树敌，要变阻力为助力。所以在这方面，法政集团老板来了第一次他就说了，在南方还要有什么官司，你去了解一下，他确实是这方面有疗效的。所以老板有这个标准，我也有这个观念。上官来不来治疗时先问陆老师他到底是真的，假的，他有没有双证。我说上官啊，你救命要紧，还是什么的，对于我来说，我就是这么一个观念，他今天是监牢的犯人，只要我有条件能请他看，他能治好我的病，我不在乎这些。我不是在这个地方选拔优秀干部，我也不是提干，我也不是考虑他入党，上官觉得同意我这个观点。来了以后，因为很清楚，你一个民间杀出来的医生，你能要求他。这次“世中联”大会大家都是差不多背景，你怎么能以西医的模式，要求他学历，要求他科班，你能要求他什么职称，他能生存下来也不容易了。你还能要求他这些东西吗？所以象这样的问题上，我就觉得在这次“世中联”大会上人们在观念上，在呼吁上请这些长官们去听一听。对他们扶持的起点，应该要从中国特色这个地方来起步，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后来想，搞诊所太风险，他人地两生，他一会还不能到这个地方去，你怎么遥控。我还没有你这样的资本和条件，可以用我们现代化的遥控。实际上我不是代表协和医院，如果说我能代表协和医院，那董先生，说实在的你不出北京就没有这么多障碍。他不是这个问题，我们协和医院这么有名的中医大夫，中医科就放在一个小楼里头，辅助！西医治不了的安慰性的，辅助的，请他去看一看。上次董先生在那儿去说能不能考虑在协和里头，我说：你千万别这样想，这是我们多年的经验，作为朋友，作为大夫，就像刚才上海来的大夫一样，他们是很有良心的，但是体制管着他们，他们不能这样做。你们积极的参加这个会，出了那么多的好主意。当时我那个朋友，如果不死的话，我们内分秘的专家，感染科的专家是要来参加这个会的，但是尽管是这样，我们保留这些资料，来日方长，我是有这个信心的。我要有一个平台，我能够把我的这个资源整合到这儿，取一个什么名呢？我们现在取的名字，要挂个医字的话，我们事先考虑“中医文化研究所”。说带了一个医字就不是社会科学的，你要卫生部去批，要中医药管理局去批，中医药管理局批就要双证，那这些就太麻烦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抓北京社科院的院长，北京社科院院长贺许宁我非常有信心，过去我们是一般的朋友，都是部队来的，有点战友的关系。但是很重要的是，你现在当院长，上官一彪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人物，告别会都开了，悼词都写了，北京市委宣传部都作为一个优秀党员，号召大家要向上官学习。在这样情况之下，社科院知识分子堆里，癌症病人真是不少。董先生去了，到社科院见见院长，当时领导都来，董医生就被授予北京社科院特聘研究员。同时我带了董草原到了北京医院，有个很重要的病人，前任北京社科院的副院长，当时癌细胞已到骨头了，骨癌了，药已开了。

我的第一观念是实践，是最关键的。但是在中国有了实践以后，你要让他走得更有成效，要有一个合法的平台，北京我们想打一个研究所，我现在叫的就是，我要使得这个老板要来支持，这个老板是很有眼光的，我们叫为“北京政法生命文化研究所”核心的拳头产品，院长等大家都知道，就是要研究董草原这个问题，我把各路资源集中到这里。我刚来时告诉我，我们这个没有关门，算给批了，医院已经草签了，也许作为重点科室要进去。我想有了这样两个平台，我相信我们今天来的各路朋友，这个资源在我们要走向规范化、标准化，我想董草原有许多意见要适合中国的国情，也要适合北京我们那个圈子里的民情，所以我们朋友的介绍，要从你的包装都要考虑，有许多人拒绝接受治疗，董草原先生的包装人家都感觉到不像个大夫。我想我们到了朋友的阶段才给你说这样的话，董草原有他自己的形象勾画，我们老总悄悄的给我说：我是不是去帮他装两颗牙。你不要见外，这是我们老总的心里话。我就向大家汇报到这里。今天来了以后，我想更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回去会向各届汇报我们这样的情况，我相信今后我们会做得更好。

2004年12月4日